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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利益冲突和内耗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时间:2019-06-26 来源:《才智》杂志 作者:admin 点击:

  摘要:洋务运动带来的利益得失形成了复杂的利益集团,思想与政治利益争执推动洋务运动走向中体西用,洋务运动距今已愈百年,但具有其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研究分析洋务运动的历史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推进我国现阶段的现代化改革。

  关键词:利益冲突;洋务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朝野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洋务运动的改革战略,但因种种原因未得到成功效果,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击碎了清政府寄希望通过洋务运动复兴富强的梦想,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的结果究其原因有很多方面,笔者认为其中的改革利益冲突形成的利益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一、思想政治利益争执

  洋务运动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运动,其中很多思想政治观念源自于社会顶层精英,有识之士力求通过思想先行形成社会改革的共识,思想政治领域的争论从统治管理层中开展。洋务运动思想观主要争论在于是否要通过洋务运动实现强国的目的。因历史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习惯性思维,新事物优点未显现等因素,朝政内外很多人具有强烈的保守思想,顽固派以李鸿藻,徐彤等人为代表,其成员多为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人士。

  洋务派主要以曾国藩等手握管理实权的官员为主,洋务运动大多处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围绕是否要进行洋务的争论在朝廷中爆发了多次争论。顽固派保守势力的影响相当强大,争论的结果多数人偏向中学西用的折中思想,相当程度的削弱了洋务运动的反对声。为洋务运动留下了以失败告终的导火索。思想观念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背后的利益分化【1】。

  政治利益集体权利争执加速了洋务集团的生长,1861年,辛酉政变推翻了八大臣辅政体制,建立以咸丰弟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参与议政的联合执政体制,与太后集团对统治权展开斗争,两大高层利益集团出于维护皇朝考量,拉拢地方洋务势力,洋务派自强主张得到清政府的允许,为洋务运动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875年光绪帝登基,奕訢掌控了军机处等行政中心,与光绪势力集团展开新的行政控制权的争夺。

  思想观念上的激烈争论需获得妥协,政治权力的争夺需获得支持者,以汉官居多的地方首长力量推动了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

  二、经济集团利益争执

  两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自产鸦片价格速降,极大的冲击了西方鸦片输入的利润,中国19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购买西方军备使西方国家获得很大利益。洋务运动中进口额突飞猛进,自1877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入超的数额不断增大。

  西方国家在获得丰厚的利润时注意保护其利益不受损,一些西方国家用军事技术保密的方式防止中国的强大。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是求强,清朝当时有属于中央的八旗军与绿营军,湘军等勇营军需自筹军饷,各地督抚实行就地筹款,督抚掌握了一定的财政权,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厘金制的实施使经济交易受更多层次的盘削[2]。

  各地督抚巧借厘金建立更为紧密的利益集团,其更关心使自己的区域力量胜过其他对手,以使自己成为政府重臣的砝码。清政府建成分属不同地方大臣指挥的水师,战争中不能相互配合是甲午中日战争战败的重要原因。

  洋务派努力下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权势集团自身实力也不断提升。控制了清政府耗资兴办的新式企业,如李鸿章掌握19家军事企业中的江南制造总局等5家企业,其总资本占全部军事企业总额的55.82%,洋务派成为控制新式经济的封建官僚,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集团由此崛起。洋务派中的地方实力人物是洋务改革的推进者,其中一些人从改革者变为新的既得利益者。

  三、军事集团利益争执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中,清政府让出地方汉官组建的勇营,曾国藩,左宗棠等成为战时督抚体制的出色代表。洋务运动中的绿弱勇强,镇压太平军中地方督抚深知洋枪设备的重要作用,清楚在满清皇朝中靠实力站稳需要有听命于自己的强大军队,因此,汉官通过洋务运动强化勇营的实力。

  绿勇之争背后实际是国家通知者中满族势力与汉族势力的利益争执,八旗,绿营的衰败为地方势力创造了极好的发展机遇,从加强勇营军队实力,从总体上迅速提升清军的战斗力,但勇营战斗力的提升为部分汉族将士日后推翻清政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清政府为不得罪地方手握重兵的大员,对海防事宜迟迟未决,1875年,清廷发布海塞并重的上谕,肯定了海防是当务之急,委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令左宗棠筹划塞防,国家统治层本应统筹兼顾,但洋务实力派以集团利益为重。因中央与地方等关系变化,地方督抚势力膨胀导致国家不能组织强有力的联合抵抗,使得洋务运动常处于无力的被动局面。

  结语: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基本属于增量改革,但虽对社会震动不大其内部存在很多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集团利益争执成为洋务运动未能获得理想效果的重要原因。改革中出现双方利益争执往往是渔翁得利,利益矛盾折中的解决方案可暂缓冲突,但如不能彻底解决无疑会留下更大的隐患。经济改革最理想的办法是随时调整原有的社会机构,不断调整既得利益集团,避免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阻碍改革。

  参考文献

  [1]杜茹.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的义利观研究[D].西北大学,2016

  [2]叶明华.利益之争对洋务运动的影响[J].人民论坛,2016(05):18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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