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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政治哲学批判及当代价值

时间:2019-06-13 来源:《才智》杂志 作者:admin 点击: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列宁哲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原理为依据,不仅对许多理论家的各种错误观点和政治主张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而且发动了变革俄国社会的革命活动,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呈现出“强意识形态”特征,并创造了20世纪初期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变革的政治哲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不断地遭到否定和挑战,同时又获得发展机遇的背景下,以列宁所做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斗争为线索,重新梳理列宁的政治哲学批判理论,不仅有助于弄清当前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根源,也为人们理解今天国际政治关系问题的实质并树立“四个自信”,提供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

【关键词】列宁;政治哲学;当代价值

列宁政治哲学理论内容比较丰富,可以说,列宁主义本身就以政治批判为其鲜明特征。列宁通过对国内“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以及“经济派”关于俄国社会发展观点的政治批判,建立起他的政治哲学批判理论的基本原则,进而对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针对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依据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和时代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民主理论以及社会革命理论所做的非马克思主义阐释,列宁以唯物史观的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理论批判“经济决定论”,回答了落后民族国家社会变革的能动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议会民主观”,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以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批判“社会改良论”,解决了社会变革的路径问题。

一、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

“经济决定论”是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误读,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对此进行过批判。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作为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创造和主要标志的唯物史观,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认同的主要依据。列宁不仅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而且还依据唯物史观指导俄国的社会革命;而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或经济决定论或修正主义”地理解唯物史观,否定唯物史观所内含的政治哲学批判与社会革命思想。列宁对此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激烈的政治批判。

列宁把唯物史观看作“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科学思想的最大成果”,并且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批判俄国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想,使俄国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变革与发展。在关于俄国社会变革与发展问题上,存在三个派别及其三种错误思想,即“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以及“经济派”。早期的革命民粹派为突出革命情势与农民的革命精神,否定资本主义在俄国产生的可能性和发展的进步性;晚期的自由民粹派虽然承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出现的事实,却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意义,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没有根基的生产方式。“合法马克思主义”表面上强调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实际上是要否定俄国自身发展的特殊性,进而达到否定无产阶级在俄国社会革命过程中的必要性及其历史作用。“经济派”把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理解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定格在局部的经济罢工和经济斗争,使政治始终顺从经济,否定工人阶级的主观能动性。针对这三种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原理的片面见解,列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哲学批判:批判“民粹派”以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否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否定俄国发展的特殊性,批判“经济派”以革命运动的自发性代替自觉性,论述了政党建设、社会革命、政治斗争的能动作用,揭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列宁通过对俄国存在的这三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建立了以唯物史观为依据的批判哲学原则,并对第二国际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展开了更深入的理论批判和政治斗争。

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绕不过的环节”①,因此,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唯物主义”,并以此为据,进一步否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伯恩施坦说:“经济史观”“不管怎样要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①,“经济史观”让人们相信,一切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与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因为“经济史观”强调经济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最终起决定作用,而忽视其他非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正是将“经济”因素看作归根结底起作用的因素,所以,这种历史观的后果是把一切都看作必然的了,“不信神的加尔文教徒”就成为一切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必然归宿。在伯恩施坦看来,这仅仅是根据直觉而得出结论,是一种无法证明的“假设”,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结论。与此不同,伯恩施坦则主张: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多样的因素,只有精确了解这些因素的力量,才能够正确估价它们的价值,忽视任何一个哪怕是最低级的力量,也会引起重大的误差,这些力量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们所起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无所谓孰轻孰重。可见,伯恩施坦在用折中主义的“多因素论”取代“经济决定论”的同时,也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最终实现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这种“经济决定论”的思维定式受到了列宁的批判,并且,列宁还以现实的政治行动主义、通过辩证法和历史性原则弘扬了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从而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及其革命意义。列宁曾经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和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②在这里,列宁把“辩证”和“历史”两个词标注成黑体字,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揭示了主体的能动性和历史的客观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对唯物主义的理解上同“经济决定论”着力区别了开来,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真,还原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里对经济因素的恰当定位,特别是恩格斯晚年以书信的形式对非经济因素反作用的专门论述,强调了上层建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列宁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唯物史观的分歧及其相关批判,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使从此之后几十年的共产国际运动复杂多变。伯恩施坦虽然凭借自己的理论在政治实践中激发了社会改良主义之路,但是,由于没有顾及不同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根本否认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方向;而列宁立足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民族国家的现实境况,特别是紧紧抓住俄国社会的特殊性,从俄国的历史条件出发,结合俄国社会变革的实际进程,运用唯物史观,实现了唯物史观从理论到实践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的转化。在今天,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不仅离不开列宁的批判理论和批判精神,而且必须追本溯源,继承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①。

二、对片面民主观的批判

民主问题是列宁批判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的另一重要内容,这是一个关涉社会发展的目的与前途的问题,该问题在各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列宁与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的民主观差异,反映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不同理解及其价值取向的分歧。只有弄清楚列宁与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关于民主观点的不同,才能使我们从理论上认清当今“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等的理论源头,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辨析西方各种思潮的本质,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的理解与认知。

在理论上弄清楚民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特别是无产阶级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是俄国革命过程中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列宁仍然以辩证法的灵活性看待民主问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开展阶级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性,坚定地认为无产阶级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只有承认这一点的人才能被称为社会主义者,否则他连起码的民主主义者也不配;另一方面,列宁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要实行的是更彻底的、更“充分的民主”,这种更“充分的民主”只能是无产阶级民主,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公有制。当然,无产阶级的这种真正民主离不开无产阶级的特殊专政。“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消灭方式中的一种)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②即只有剥夺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才能使广大劳动人民充分地、不受干扰地享有民主。紧接着,列宁论述了“专政”和“民主”的统一和互相补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国家,与专政相结合的民主才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民主,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列宁这一系列关于民主与专政的重要思想,是在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观点时逐步形成的。

与列宁的观点截然相反,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宣扬“纯粹民主”“一般民主”,把民主看作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式,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民主的范围内、利用民主的手段、通过人人都有的民主来建立,从伯恩施坦给民主所下的定义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民主这一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而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统治在任何具体的场合都将归结于此)就受到这一观念的限制。这一法权观念愈是被采用,愈是支配一般的意识,民主就更加同一切人的尽可能最高程度的自由具有同样的意义。”①在伯恩施坦看来,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伯恩施坦把争取民主以及造成政治的和经济的民主机关,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和形式。伯恩施坦的这些论断,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民主问题较为系统的表述,说明了他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崇拜。他的这些观点是建立在对国家作用并非正确的理解上,他片面夸大国家的管理职能,抹杀其政治统治职能,把国家看成一个超越阶级之上的代表全社会的机构,认为国家不是某种特定经济形式的职能机构,对于多样性的社会利益来说,国家是各个独立民族组织起来的政治个体,是一个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其共同意志的社会组织。在民主问题上,考茨基的观点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是手段而另一个是目的。它们二者都是用来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②考茨基还把专政和民主看作对立的、互相排斥的,认为专政就是取消民主,所以,考茨基只是把民主看成一种普遍的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的状态。可以看出,考茨基的目的是为了反驳、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并且,他以自己的民主观来审视俄国的十月革命,否定俄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不仅对列宁以及列宁采取的各种政治策略进行批判,而且,为了突出自己的抽象民主观而枉顾当时俄国社会的政治环境和革命条件,他不是让理论适应事实,而是让事实屈从于理论。

正是因为列宁与伯恩施坦、考茨基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分歧,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无法解决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矛盾,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第二国际出现瓦解与分化。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旗,并为整个20世纪社会民主党提供了理论前提,民主社会主义也一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持续着,后来又通过不断地改良,逐渐与资本主义融为一体,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还成了执政党。列宁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地探索社会主义实践,并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进程中,继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虽然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曲折,但是,这不能归结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身,而是因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处理好经济与政治制度改革的关系问题。近年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重新泛起,一些学者也以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道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正在“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寄托着人类的希望”。另外,对民主本质的不同理解,也影响着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认知,一些西方学者或者政治家不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而且还以“历史的终结”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性,这对人们正确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其消极的影响。我们分析列宁对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在民主问题上的理论批判,弄清楚当今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理论源头,有助于人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三、对社会改良论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社会变革的理论问题,而第二国际时期面临着社会变革的实践问题,因此,关于如何进行社会变革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思考的最大政治哲学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列宁与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的理论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结束语”中指出的,“西欧类型的社会民主党,那种在国内和平条件下熏陶出来、被机会主义分子牵着走、幻想‘社会改良’而害怕社会革命的党”,而布尔什维克党是“新型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能够训练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决战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党”①。虽然这是以“强意识形态语境”来揭示二者之间的不同,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革命问题是列宁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思考和实践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思想成为列宁变革俄国社会的基本理论依据,而俄国特有的政治经济特点以及亚洲落后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则是列宁革命实践活动的现实依据。列宁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而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是满足无产阶级基本经济利益的唯一出路。针对当时俄国国内外各种矛盾,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要及时抓住俄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机遇,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将无产阶级革命引向胜利。这是列宁以辩证思维看待并处理俄国社会革命问题,也是从俄国革命的实际需求出发思考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因为列宁始终坚信,历史顺序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对于当时的俄国来说,无产阶级可以先进行民主革命,但是,不必等待物质条件成熟以后再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即“在俄国完成民主革命之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②。总之,在社会革命问题上,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只有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在具有自觉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成为自觉的阶级,这就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痴迷于议会民主制度,只想通过社会改良来推进社会变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可行性。其中,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即为大家熟知的著名“公式”。这个公式反映了伯恩施坦对社会革命的总体观点和基本态度:一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漠不关心,对“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不仅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而且对无论是指什么的这个“目的”对他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人类社会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不可能有什么最终目的;二是把无主观目的“社会的总运动”看作是一切,只关心一般的社会进步,以及为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议会民主进行社会改良就可以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诉求;三是认为社会革命所追求的所有制变革不是科学,而只是假说,是“假装成科学”的,马克思所阐述的未来社会掺入了臆想的估计,即假说的因素。综上所述,伯恩施坦以他的改良主义否认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反对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革命,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歧变为社会改良的理论范式,以一种“修正主义”的方式改写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逻辑。

与伯恩施坦不同,考茨基在议会民主问题上由早期的社会革命思想转变为后期的社会改良思想。在早期,考茨基坚持社会改良从属于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在社会变革中起着关键作用,认为社会变革主要体现在克服生产力和现存的所有制之间日益增大的矛盾,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日益严重后果,而社会改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处于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但是,考茨基仍然坚信只有社会革命才是加速政治发展并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主要手段,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改良才能夺取政权,才能改变现存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毫无疑问,考茨基早期关于社会革命的这些思想是正确的。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以及日益泛滥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潮,考茨基也开始了转向:从身份认同上,由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左派,经过中派的犹疑,最后倒向了右派;在政治哲学问题上,由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论转向了对民主的崇拜,认为“民主是一条最短、最可靠、最少牺牲的通向社会主义之路,正如它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社会前提的最好的工具一样”①;在策略问题上,由把革命作为无产阶级的最先选择,转向了无产阶级争得选举权是实现所有政治权力的第一步,认为无产阶级完全可以“使用和平的经济、法律和道德的手段”,通过“人道主义和民主的道路”取得议会多数,“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与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在社会变革问题上之所以尖锐对立,不仅因为他们对时代的判断差别很大,而且理论前提也根本不同。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立足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出现的新情况,以民主社会主义宣传的“主张社会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作为基本策略;而列宁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基本原理,坚持社会革命的一般规律。所以,列宁与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关于社会变革的路径必然不同。

综上所述,列宁在唯物史观、民主问题、社会变革等方面对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理论批判和政治斗争,虽然是过去的重大政治哲学问题,但是,现在它还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如何对待西方民主、落后国家的社会变革以及理解国际政治关系的实质等问题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非常激烈,如果不能把控好这一领域的斗争,任由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袭,就一定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无疑是对这一问题最有说服力的诠释。因此,我们只有坚持包括列宁政治哲学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认清方向,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战胜各种错误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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